探析《聊斋志异》中花妖狐魅形象的艺术特色(二)

    光明的仙道世界、善恶昭彰的幽冥世界，与之相对应的是黑暗的现实世界。蒲松龄写黑暗时事，入木三分。讽俗刺奸凭妙笔，假托狐鬼作寓言。《潞令》写身为父母官者草菅人命，莅为百日，残杀良民五十多人，狼籍于庭。《红玉》中，退休御史强抢民女，害得冯相如一家家破人亡，邑令却官官相护。《席方平》更是以匕首般的利刃，将整个封建吏治制度剥得体无完肤。作品写的是冥界，实则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呕心沥血刺当世。《公孙夏》中的国学生某入都捐资得县尹，病入冥间，竟以五千缗捐得家乡太守之职，“但有孔方兄在，何问吴越桑梓矣。”《聊斋志异》讽刺的笔端甚至直指向至高无上的皇帝。《促织》中写皇帝爱蟋蟀，害得百姓倾家荡产，害得天真的儿童投井自杀。

    光明与黑暗同在，正义与邪恶较量，使《聊斋志异》这部文言小说登上了艺术的高峰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，《聊斋志异》是“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” ，【注5】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。不过，《聊斋志异》“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，而是用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，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，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……”【注6】

    看似谈狐说鬼，荒诞不经，蒲松龄的创造态度却是十分认真的，他心中追随的目标是“二十四史”的开山鼻祖司马迁。《聊斋志异》中很多篇末缀以“异史氏曰”，议论横生。这一表面看是仿“太史公曰”的写作手法，究其底里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“史”来看待，志存高远，这是高出于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志怪小说家的根本所在，也是《聊斋志异》高出于任何一部文言志怪小说的根本所在。

    二、时代溃疡的文学化验

    作家与读者完成了由言到象的互动过程，审美意义就进入到第二生成阶段，即由象到意，突破个体生命的局限，转向提示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。

    花妖狐魅，虽为异类，在“聊斋”中都是具有独特个性的生命体，脱却了妖气而充满着人味。由此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，这些文学形象，其实就是社会人生的生动写照。文学形象所厕身的异度空间，恰恰则是作者所处社会的投影。

    与花妖狐魅相辅相承、对应观照的文学形象，在《聊斋》里只有读书人。这是一个失意落拓的弱势群体“大多数”。红颜有须眉气，男儿多文弱，可以这样说，花妖狐魅与科考书生构成了《聊斋》的双璧，互为纠葛，耐看耐品。

    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统治者们实行的是科考取仕的科举制度，经过层层考试、严酷淘汰，因此而诞生了一个独特的阶层：文人阶层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儒家所倡导的这价值取向，害苦了不知多少年轻有为的才俊，一盏寒灯熬成白头。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金榜提名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”中不上举人、进士怎么办？只好也只能做“八妓、九儒、十丐”的儒，比妓女还排在后面，倒比乞丐略胜一等。

    进士和寒儒之隔，一在天上，一在地下；一是天堂，一是地狱。千百年间的中国文人们在天堂门口周旋，在地狱深处徘徊，鸣奏着整个封建时代的人生命运哀曲。对此，蒲松龄有着切肤之痛，进而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，也决定了他的描写主体。

    中不了举的文人是狼狈的。蒲松龄在他的小说《王子安》里把其狼狈相，形容得淋漓尽致。秀才考举人有七种狼狈之相，观察之细，形容之真，叹为观止：刚进场时，光着脚提着篮像乞丐；点名时，考官训斥、隶卒责骂，像囚犯；等回到考试的号房，一个一个号房上边露出脑袋，下边露出脚丫，像秋末快要冻馁的蜜蜂；等出了考场，神情恍惚，觉得天地都变了颜色，像出笼的病鸟……【注7】

    蒲松龄的“七相似”，无疑是中国文人一千多年的科考史上最为精彩生动的“浮世绘”。

    文学艺术的源流在于生活的深处。深陷于科举泥淖中蒲松龄，耗去大半生，不正是“七相似”浮世绘的写真模特吗？

    顺治十五年（公元一六五八年），十九岁的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，在县、府、道三试中名列榜首成了秀才，踌躇满志地走上了科举求官之路。但从此命运之神不再眷顾于他，接连四次乡试（即举人考试）都名落孙山。他的一生大约参加过十次左右的乡试。也就是说，大作家蒲松龄为区区“举人”功名，用了不少于三十年的时间反复参加考试，且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他的诗文记录了这些尴尬的失败，小说描写的落魄书生，不少可见其影子的投射。

    当然，在一部煌煌的“聊斋”中，花狐娇魅形象纠结的人事，相涉繁杂。这里有兵连祸结，百姓水深火热；有官吏勾结，草菅人命；有封建礼法，棒打鸳鸯；有兄弟阋墙，朋友势利……凡此种种，我们从蒲氏所提供的这份旷世文学化验中，读出了清朝初年时代的溃疡，社会的病相，一言蔽之就是黑暗与罪恶。

    对于封建社会黑暗与罪恶的揭露，蒲氏不遗余力。尤其深刻之处，在于表现在笔触犀利直指科举制度上，入木三分。记录在“聊斋”这份文学化验单上的桩桩科举事，件件见血泪。时代溃疡之深，已深入侵蚀着土子们的灵魂与骨髓。

    书生可怜、可悲、可笑，科举践踏着人的灵魂，却成就了《聊斋志异》的精彩。固然，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小说中最早集中揭露科举制度弊端和危害的文学作品。《叶生》、《司文郎》、《于去恶》等些一个个秀才鬼魂滞留人世，继续参加乡试，构成奇特的“死魂灵”求官书生群像，成为中国小说史的奇观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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